“生育风波”背后的论争 | 圆桌论坛 第0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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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十七期——

“生育风波”背后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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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最近，一篇由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详情点击阅读原文）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生育问题的全民讨论。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出生率将要面临的断崖式下跌，有学者提出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政策的试水，对社会舆论的观望。不仅如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由于丁克家庭在年老后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来抚养，不应当鼓励和提倡，应该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据统计，中国2000年后已陷入“低生育陷阱”，一对夫妇的平均生育率已从当时的1.6左右下降到1.2—1.4之间，远低于人口不增不减的2.08-2.1的数据。2015年年底，中国政府放宽了数十年来限制大多数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全面放开了二胎。但这一政策实施后，生育率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为了缓解这一趋势，在各普遍延长产假的配套政策基地上，多个地方还相继出台“催生”二孩的奖励政策。

下面，我们提出五个思考方向供大家参考：（1）对未来可预见的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2）对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的分析；（3）我国计划生育国策落实背后的生育观变迁问题；（4）个人生育权的自由与国家控制人口之公权的矛盾和冲突；（5）生育问题衍生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其他老龄化国家制度层面的可借鉴启示。

嘉宾介绍

主持人：

康明月

华东政法大学

法政治学博士

参与嘉宾：

陈科霖

深圳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

助理教授

万正艺

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博士

侯    斌

武汉大学

社会学博士

点评嘉宾：

付光伟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观点阐释

陈科霖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奇迹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从统计数据看，社会各界所产生的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是客观存在的，与此同时，“部门利益化”的前提预设使得我们有理由确信，在统计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境”可能将更加严重。为什么我国的生育率会直线下降？我认为这是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的：一是就世界规律而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二是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对这一政策的强势宣传，创造了“少生优生”的舆论环境，并在潜移默化之下成为了国民的普遍共识，特别是“少生优生”为家庭带来的效用增加，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根据一些社会调查，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多年后，已成长为育龄青年的“独生子女一代”进一步强化了“少生”甚至“不生”的生育观。诸如“丁克”“同性恋”等文化的兴起，对传统的生育观更是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生育基金”的提出，从学术角度而言，我倾向于认为是学术观点争鸣的表现，但对于公共议题而言，学者的专业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或影响公民以及舆论的走向。“生育基金”论引发争议的根源在于个人生育权与国家公权之间的冲突，如何处理国家公权力机器的“集体主义”倾向与公民作为个体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始终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矛盾。

与此同时，出于多种现实原因，我国仍然选择了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通过政治建构的“中华民族”至少有着这样的基本特征，即歌词中所唱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当然，我国的俄罗斯族和塔吉克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在分类学意义上归属为白种人）。基于费孝通先生所述的“差序格局”理论，所谓中国人群体的“内部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貌等基本特征，试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对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更具有认同，还是对外籍的其它人种更有认同，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从长远而言，我国的移民政策仍将保持高度收紧的态势。故而，类似美国等移民型国家并不适合直接与我国的情境加以对比。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而言，美国、欧洲等移民型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外国，甚至其它族裔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整合。“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解决，可能将更加依赖于“生育政策”本身，而非替代性的“移民政策”加以解决。我认为，这个逻辑前提是值得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加以重视的。

万正艺

《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一文中“生育基金”一词引发了大众对生育的广泛讨论。生育作为一个家庭的私事，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生育亦是国事，人口问题是中国国家合理运转无法回避的问题，公民积极讨论的舆论力量也为生育政策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循着这场论争，让我们也一起来看看。

2018年我国人口总量约为13.9008亿，世界排名第一，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18.67%。与这个数据相伴的是近几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2016年，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两亿的国家。这意味着我国人口抚养比在逐年上升，劳动青年在养育更多的老年人或儿童。同时，人口红利的趋于消失，对于我国经济更是一个大威胁。

面对这样的人口状况，鼓励生育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但是，鼓励生育的同时，我们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影响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是什么？生育率的下降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养育成本的压力。在商业消费社会，生育成本的不断提高，占据一个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生养一个孩子绝对是一个家庭的重大开支，会骤然增加家庭压力，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此外，工作时间压力，环境、阶级等资源压力都使得生娃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有的家庭直接面临“生不起”的窘境。第二，生育政策的影响。公共政策影响每一个社会人。1982年开始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迫使许多适龄的有更多生育意愿的人放弃了生育。第三，生育观念的改变。建国初期，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多子多福、一定要生儿子”的生育观念深入人心；1982年计划生育国策执行后，虽然超生现象仍不可避免，但渐渐的在农村有的人放弃了可以生二孩的机会（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生第二胎），并且认为女孩并不比男孩差，关键在于抚养；改革开放后，丁克家庭的出现，表明生育再也不是每个适龄可育家庭的必然选择；2015年底，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及多地 “催生”二孩的奖励政策出台后，人口未得到明显改善，人们生育意愿明显降低；相较于生子数量，新时代的适龄生育家庭更注重养育孩子的质量，加大养育时间、精力、金钱投入。生不起、不给生、不想生、不能生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我国出生率的下降。

第二，国家控制人口之公权如何引导个人的生育权？生育是每个家庭的自由，是当然的私人领域。国家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有能力也有义务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来引导私人领域事务，使之利于国家发展、利于公共利益。这里的公共政策最好是奖励、补贴的方式，而非征税、罚款的形式，更利于人们接受和执行，缩短公共政策的阵痛期，加快政策成效周期。常见的鼓励生育建议有：发展幼教、幼托产业，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提出存量抚养费（之前超生的罚款）用于二孩的补贴，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延长产假，产妇的岗位保护政策等。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出生率低的问题，德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通过领取多年的补贴、提供住房、数年产假、全额工资等方式鼓励生育。用真金白银解决当下我国普遍存在的“生不起”问题才有可能让更多人愿意生或者生更多。受篇幅原因，笔者在此暂且不谈论就人口结构而言，除了鼓励生育外，如何应对已经出现的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第三，鼓励生育可能存在哪些隐患，公权力又该如何应对？一味地鼓励生育而漠视阶层差距，则贫困者可能愈加贫困，后代更加难以摆脱贫困之命运，甚至出现阶层倒退现象。鼓励生育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是为了国家经济、社会的长久发展。但是，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来说，体面地生活远比来到这个世界困难。帕特南教授通过多年跟踪调查揭露，如今的美国不同阶层的孩子因为家庭结构、父母教育、学校条件、邻里社区等资源的差距，面临着机会不平等的现实，社会阶层流动极难。近几年，国内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言论甚嚣尘上。值得庆幸的是，我国仍然处在转型期，鼓励生育的配套公共政策中若能有一系列促进社会机会平等的政策，那么借助转型大潮，可能会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阶层结构；反之，社会阶层可能固化并且差距更大，“北京折叠”不远矣。

总的说来，笔者认为，当今的中国却有必要通过正向激励的方式来鼓励生育，在鼓励生育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中也要有意识的包含预防鼓励生育更能带来的不安定、不平等因素。

侯 斌

 “设立生育基金以提高中国生育率”的观点背后隐含的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认知层面的问题思考。在以往众多关于人口政策的讨论和研究中只针对是否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人口政策的探讨是片面性的，它抛开了对价值规范层面的关注。对一项人口政策的评估要从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和合规范性三个层面综合衡量。合目的性是一种功利性的评估，即看实行的人口政策是否最终达到了政策目标；合规律性是一种科学性的评估，即看实行的人口政策是否符合人口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等。这两种对人口政策的评估标准往往是人们最先考虑或者决定一项人口政策推行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作为社会尺度的合规范性往往被忽略或者放在政策考量的末端。合规范性意味着人口政策的调整或新生育政策的推行应当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权利和选择权利，宏观人口数量的增减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应以个人权利的保护为前提。

因此我们在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过程中，不应只看结果，过去那种只要实施结构符合政策目标就是好政策的观念需要转变，这种唯结果论也会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实现政策目标。正如“设立生育基金以提高生育率”这一观念，它并未考虑到这种做法对个人生育权利的压制以及对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负担。我们还更应该反思为何现在生育率出现较低发展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提高。人口政策应该如何发力，这应该是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设立生育基金以提高中国生育率“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生育率低的问题，而生育问题的根本则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截止2017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亿，老龄化人口占比约11.5%。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老龄化人口占比将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在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背后的原因是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结合。在一个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社会里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倒金字塔形，老龄人口占比较大。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作用也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得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骤降，也就随之导致九十年代及以后的劳动力人口锐减。若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即使死亡率较低，人口金字塔底部也不会如此狭窄，年轻人口依然比较充足。此外，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和进步使得人口寿命不断延长也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凸显的因素之一。

从城镇化的视角聚焦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有研究就指出城镇化（2000-2010）是区域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的乡—城转移对该阶段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贡献是正向的，是乡村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因素；对该阶段城市人口老龄化的贡献是负向的，城镇化降低了城市老龄人口的比例。由此结论可以得出，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割，乡村恰恰是医疗养老等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地区，这使得乡村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面临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社会保障缺位的双重挑战。

总体来讲，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劳动、土地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土地和资本既定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进而导致经济产出和财政收入的减少；同时老年抚养成本不断增多，经济增速减缓和支出构成矛盾。所以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需要转化思维，积极发展老龄人口红利，抓住健康经济发展的机遇，去规划“银色经济”的发展。此外，在农村地区，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切莫让现代化因素吞噬掉中国孝道的内核。

观察团质询

To陈科霖：

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上，我国更缺乏的是高精尖人才，而在配套政策未完善的情况下，提高生育率真的是解决人才问题的主要手段吗？解决人口结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不入国籍，吸纳外籍劳动力来华的方式解决呢？

其次，您提到了公权与私权的调和问题，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本为人的基本权利，单凭国家需要就以强制手段控制是否合理，在未来人民理性不断提高的趋势下，是否反而较易收获反效果？

To万正艺：

国家公权制定引导个人生育权的公共政策，在限定国情下，政策制定如何选择议程与界定问题才能满足民众个人权利的最大公约数并具有政策合法性？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当下，对生育进行正向激励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国家是否能负担起长时间和基数巨大的激励？

To侯斌：

您提到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需要发展老龄人口红利、规划“银色经济”，联系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延迟退休年龄等措施应对老龄化危机，和生育政策较为相似的是，它们都是国家力量尝试通过行政手段改变人口结构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但在个体层面，个人的生育、工作自由等受到一定约束，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另外，您提到在农村地区需继续保持和发扬传统中国孝道文化，但在农村传宗接代多子多孙仍是不懈追求，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包含糟粕，诸多研究者也指出了传统文化的误读。不知您提到的孝道文化包含哪些，如何辨别精华与糟粕呢？

回应质询

陈科霖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精尖人才需求的日益增长，外籍专家来华工作的方式正在日益成为弥补高端人才不足的重要手段。但中美贸易战等现实存在的争端仍然表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外籍劳动力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术”的作用，但回归到“道”的层面仍然是要加强本国人才的培养。提高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并非解决高精尖人才的主要手段，但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普通技术人才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印度有着为数众多的通晓英文的程序员，当程序员具备一定规模时，一个带有良性竞争的系统产业链便能够形成，这在整体上推动了印度软件业在全球的竞争力。高精尖人才与普通技术人才的关系类似于原子弹和芯片的关系。培养或引入高精尖人才如同制造原子弹，原子弹虽然凝聚了高精尖技术，但现实中缺乏广阔的市场；而芯片则不然，芯片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原子弹与芯片对于大国而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这里用这个比喻旨在说明，人才的“质”与“量”都是非常重要的，肇始于德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可以从根本上塑造一大批具备基本素质的人才群体，规模化的人才群体、充分的市场竞争，以及充足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庞大市场，将是大国未来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公权与私权之间的边界在哪里，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学基本命题。公权由私权让渡所组成，并受公民的监督，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生育权由国家强制控制，很显然是违背这一基本原则的，因此这种“强制”手段并不合理。但公权力在面对公共事务之时，也不是束手无策，相较于“强制”，“调控”这一手段在生育政策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生育基金”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调控手段，相较于传统的“打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已经有了质的进步。经济手段作为相对柔性的调控措施，相较于“一刀切”式的强制执行有着极大的便利性。我认为，生育基金的本质与税收类似，它是一种“拔毛”的艺术，如何做到“又要薅羊毛”，又不能“让羊觉得疼”，还能够“让羊穿上毛衣很开心”，这实际上考验着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技术与艺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恰恰是一些对“生育基金”的解读以及国家曾经采用的强制手段导致了反效果，而非应当让经济调控的思路“背锅”。

万正艺

感谢观察团的质询问题，很有深度，也很启发人思考。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有如下的看法，不当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转换为：在现有国情下，就引导个人生育权的政策制定应如何选择议程与界定问题才能同时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依法治国的当下，政策制定必须通过政策主体的合法、政策程序的合法、政策内容的合法来确保政策的合法性。就生育权这一与个体主观性、家庭利益密切相关的权利来说，确保其相关政策满足民众个人权利的最大公约数、实现政策的合理性需要考察民众具体的生育状况、了解大众的生育需求与实际困难。只有在调查了解大量民众样本，将民众作为生育政策制定主体的一部分，倾听他们的意见，符合主流利益的基础上，听取公共政策专家的意见、参考分析他国经验利弊之后，按照法定流程进行政策的问题界定、起草与审议等才有可能具备合理性。其中，民众生育权利最大公约数的实现需要民众样本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广泛性。

针对第二个问题：观察团的提问一针见血，当下国内经济脱实向虚困难重重，外部又颇受国际挑战，如果一味地像日本、德国等国家投入大量长期经济补助、延长产假、加大教育支出等方式，考虑到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这样的政策能够支撑多久，我也难持乐观态度。但面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的威胁，相应的经济正向激励仍是必要的。这样的投资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人口，也是一种经济的投资。为了鼓励生育而进行的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有助于培养更多更优质的劳动力或人才；有助于激发一个社会的创新与竞争活力，吸引国际人才流入，刺激经济投入和收入的双增加，促进经济周期的良性更替；有助于改善公共福利、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同时，正向激励不仅仅包括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投入，包括利用输入输出循环充分利用经济投入改善教育、医疗、就业体制，还包括正面的鼓励生育宣传激励。“多子多福”的生育传统与观念、更好的教育与医疗体验、更有保障的就业体制、砥砺前行的中国梦都是我们改变生育理念的助手。适时适当的经济投入是改变目前出生率的断崖式降低的窘境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为了减轻人们“生不起”的压力，很多细节问题会随着多类多项鼓励生育措施和制度机制的实施而暴露。通过不断地调整和改变，一开始的经济输入会产生附加效益并作为新的投资基础，促进人才、劳动力、经济、民众权利的更好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使孩子与家庭能够生活的更轻松、更简单。

侯  斌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涉及的是个人自主权与公权力干预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这个平衡要从合规范性和合规律性的角度去衡量。如果由公权力干预的人口发展政策是符合人口的发展规律、考虑到了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且它尊重了个体的权利，那么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正如老龄人口红利，老龄化之后社会经济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增强，在考虑个人意愿的前提下打造老龄人口红利可以尝试。

关于第二个问题，老龄化时代下孝道文化的发扬很重要，不管是面对农村留守老人或者是城市中快速的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孝道文化的核心内容即“养老”、“敬老”、“尊老”，同时提倡子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职责，孝道文化衍生的邻里互助也是重要内容。区分孝道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重要一点即看其是否符合当下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孝道的弘扬还要依托理性和科学精神。因此，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应该弘扬孝道文化。

学术争鸣

陈科霖

我对万正艺博士的发言总体持肯定的态度，生育问题既是私事也是国事，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片面地看待这一问题，都不是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态度。如万博士所言，生育率的下降是由养育成本、生育政策、生育观念的改变所引致的。但是万博士没有进一步的去谈着三个因素的对策之比较，而是笼统地归为建议以奖励、补贴的方式而非征税、罚款方式。实际上这个逻辑是隐含地下了一个“套”。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征税、罚款是“取”的方式，奖励、补贴则是“用”的方式。而从本质上说，授益行政行为的来源依然离不开财政前期的“取”，因而从本质上而言，这两种思路仍然是殊途同归的。

只要政策制定者考虑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那么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薅羊毛”的问题。什么是高级的“薅羊毛大法”？我把它概括为：“既要薅羊毛，又不能让羊觉得疼，还要让羊觉得穿上毛衣很开心，最后感谢你给它毛衣穿”——第一个是基础条件，羊毛是要薅的，没有羊毛，也就是财政，公共政策便无从实施，这是公共机构运转的基本条件，也是前提；第二个是技术条件，不能让羊觉得疼，一旦羊觉得疼，它就不乐意叫你去薅，从长远来看，就如同“竭泽而渔”，将来得不到羊毛，这是不可以的；第三个属于“艺术性标准”，羊被薅了毛肯定觉得冷，即使不反感被薅毛，多半也会不开心，那么“用之于民”的过程，就是给羊“穿毛衣”的过程，怎样通过“穿毛衣”让羊觉得开心，获得补偿，这是确保政策落到实处的关键；第四个就属于“境界性标准”了，羊是穿上了毛衣，但是毛衣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如果能够让羊对你感恩戴德，那就相当完美了，可以说政策既兼顾了成本收益，又赢得了民心。那么对比“生育基金”政策，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显然是技术问题没解决好，首先“羊”觉得疼了，就不同意如此“薅毛”，那自然就不存在后面的问题。因此，对照“薅羊毛大法”，生育基金政策如何重新制定，结论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侯博士的分析很有专业素养，列举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这里我只回应一个关于“孝道文化”的问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六个内涵都离不开移风易俗和现代化进程，孝道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需要加以因应和调适。实际上，孝道文化的转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育意愿的变化，但究竟是向何种方向转变，期待侯博士能够给出专业的分析。

万正艺

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小生受教了；同时，忍不住要给陈老师深入浅出的文笔点个赞。

个人觉得，生育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生不起”，或者说生育成本（包括物质、时间、精力）和家庭效益之间的投入产出比不让人期待。过去的“多子多福”观念的背后隐含着某种期待：孩子日后可以成为家庭的生产力，为家庭创造产出；同时，孩子创造的产出大于生养孩子本身的时间、经济、情感成本。今天，面对着严峻的就业环境和压力、难以匹配高企的房价和物价的薪资水平、优生优育下高昂的育儿成本，在育龄期的理性年轻人计算着生养孩子的投入产出比后很难做出生育的决定。

陈老师关于高级“薅羊毛大法”的讲解很精彩。我很赞同陈老师的说法：为了有足够的财政施行公共政策，羊毛是要薅的。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的拙见，不当之处恳请大家一起探讨：这里的羊是一个数量极大群体，这当中的羊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状态；我们一定要从已经较为瘦弱、毛发稀疏的羊身上继续薅羊毛吗？还是先薅别的品种的羊毛给瘦弱的羊穿毛衣；或者通过改善牧场的草量、精心照顾等方法，待瘦弱的羊成长的更为结实之后再薅羊毛呢？

生育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但放眼全国就是影响国家人口、影响以后公共政策走向的国事。判断人民是否有获得感、幸福感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生养得起孩子？本人愚见：可能现在对育龄年轻人薅更多羊毛是不太合适的，更紧迫的要让他们在不刺破皮肤的情况下，有更多的羊毛可以薅。

通过更多正向激励手段（经济补贴方面、医疗教育方面、就业保障方面），让育龄期的年轻人觉得生养孩子能够负担得起，把生育变成一种积极主动地生命体验。更多更好地公共福利政策（包括生育政策）降低生育成本、增加人民收入后，生育观念的转变可能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觉得和大家一起交流真的很开心，各位的高见也让我受益匪浅。感谢！

侯  斌

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在移风易俗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孝道文化还是要回归家庭伦理，我对万正艺博士的发言总体持肯定的态度，生育问题既是私事也是国事，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片面地看待这一问题，都不是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态度。

新孝道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家庭的代际关系问题。传统孝道文化中很少提及平等观念，新孝道文化应融入平等观念，不仅需要让年轻一代去关爱照料父代，还需要父辈去理解和关爱子代。这样的代际关系才是持久稳定的。

新孝道文化要注重代际相处的双向互动。从父代到子代再到孙代，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精神慰藉和幸福，通过孝文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家庭的稳定、和睦和幸福。

新孝道文化还要调控家庭矛盾，父代与子代之间因生育意愿、抚养孩子理念而产生代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家庭中的代沟大多数不会发展为大的社会冲突，但有时给家庭造成一定的矛盾对抗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家庭孝道的倡导，可以很好的调节家庭矛盾，缓解观念带来的冲突。

最后，新孝道文化还要保障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健康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在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极为突出，相关研究表明家庭禀赋因素对老年人不同的生活面向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新孝道文化的倡导在满足老年人生活保障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改变的现代新孝道文化代表着一种新型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的确立，也是中国内在传统的道德伦理文化的调整与重构。

学人点评

付光伟

看了各位老师的发言，本人深受启发，认同其中的大多数观点。我也带着学生做过相关的调查，觉得国内有关生育政策的讨论，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中国人的生育行为看得太过功利化，带着浓厚的经济学主义的味道。其次，在有关提高生育率的问题上，道德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凡是主张政府提供各项免费福利的政策主张，都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那些涉及强制性、让老百姓掏腰包的政策主张，则处于道德劣势地位，被人们嗤之以鼻。第三，那些有关老百姓生育权的主张，则又与党性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甚合拍。

现阶段，中国人的生育行为不完全是经济理性的。首先，多数城市居民对孩子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回报预期，其次，中国人也不太习惯考虑各类成本，没有什么“成本意识”。我们调查了很多城市里的二胎妈妈，她们本身不喜欢孩子，但是却生了，问其原因，大都是为了父母、丈夫和孩子。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理性的体现，经济学的个体理性成分在其中不占主要地位。正是由于此，设立生育基金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为没有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受到攻击，但是，泛道德化并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是不是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完善了，人口生育水平就能升上去了？从欧洲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结果可能是恰恰相反。社会福利制度越完善，可能生育率越低。比如说很多妇女生育二胎主要是为了大宝有个伴，那如果我们的各项儿童福利制度很完善，孩子们在社区里根本不缺伙伴，那是不是意味着生育二胎的意愿就降低了？再比如一些妇女生育二胎是为了自己年老时有人照顾，那如果我们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完善了，这方面的意愿也就降低了。那我们能不能认为减少福利，“逼”着老百姓去生孩子，这又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所以这是个近乎“悖论”的问题，没有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么简单。

社会一定是向前发展的，中国的家庭、家族观念会越来淡漠，具有不可逆性。妄图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来提高生育率，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解决中国生育率低的问题，可能最有效的途径还是中国特色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政治动员机制，它可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让老百姓“入脑、入心”，生育更多的孩子。斗胆预测，若干年之后，这可能是中国在世界面前的又一个“奇迹”。

嘉宾小结

陈科霖

感谢付老师的精彩点评和两位博士的精彩讨论，让我们看到了解决生育困境的又几种可能。这次圆桌论坛可能最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即“薅羊毛大法”。其实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这样，总有或多或少的约束条件，如何在兼顾各项约束条件的基础上提供最具有实用性的解决方案，是每一位公共政策制定者所需要关心的终极现实问题。让想生育的人充分享受生育权，让不想生的人的“不生育权”得以充分尊重，既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又能够兼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共同价值观，才是我们通过此次圆桌论坛的讨论旨在探求的终极结论。

最后，再次感谢“政治学人”公众号平台以及各位关心、支持、参与讨论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万正艺

付老师建立在相关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点评，既总结了生育政策讨论存在的问题，又一针见血指出生育“悖论”，独到精彩，让本人深受启发。跳出生育政策和“悖论”来看，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就生育政策而言，不论是刺激生育率的提升还是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为了助力国家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按照这样的宗旨，人民的福利问题都需要改进完善。在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要不断完善，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总体方向。政治动员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在过去的政策执行方面确实收到良好效果。利用这一机制来刺激生育率的提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注意，生育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刺激更多的新生儿的出生，还为了更多健康优秀的未来栋梁的成长成材。所以，相应的配套正向激励措施减轻“养不起”的压力，增大培养成材的几率亦是应有之义。

侯  斌

付老师的点评指出了决定人们生育的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即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是决定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基础，生育和养育一个孩子不仅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物质条件保障，还需要更多的精神和时间陪伴；政策理性是重要导向因素，不管是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如今的放开二胎，人们选择的重要因素一定是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社会理性则是影响生育行为的深层原因，包括为一胎多找一个伴儿、养儿防老、儿女双全等观念的影响。

所以，二胎政策的放开不是人口老龄化的解药。需要通过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才是更为理性的出路。

主持人回顾

康明月

人口红利通常由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小于15岁的儿童以及64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大于15岁且小于64岁）人口的数量。抚养比越低，每个劳动者所需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数量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就越高，从而导致所谓的人口红利。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生育率和抚养比在过去30年中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985-2015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儿童数目迅速减少，抚养比由44%下降至37%。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享受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这只是一个短期效应，因为今天更少数量的孩子，意味着20-30年后更少数量的劳动者。2011年，中国劳动者的数量达到高峰。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抚养比将会迅速逆转。2015-20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上升到60%。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又必然会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这样会耗费政府的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讨论“生育基金”的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解决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中可能要面对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同时存在困境，劳动力人口的短缺以及社会养老金的重担并行。面对这样的困境，国家才想出了以“生育基金”的问题讨论来试水。正如付老师点评中所提到的观点，中国人把生育行为看得太过功利化，以至于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从经济层面出发，未免太过狭隘。

那么对未来可能出现问题的担忧，我们该怎样通过政策的调控来防微杜渐呢？我认为，在各位嘉宾们的讨论中，都谈到了有关个人生育权自由与国家控制人口之公权，个人生育权的自由是法治所应保护的个人权利，只有尊重这种自由，才能真正实现良法之治，对个人私域的过度干涉，往往会导致不良后果。

此外，世界的变动一直都是日新月异，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4.0”时代，未来的制造业会被更多的工业自动化所替代，我们是否还需要那么多的人口劳动力。所以要转变以人口红利拉动经济的旧观念，在人才培养上更需要精细化，而不是以量取胜，协调人口结构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与时俱进，在保障“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同时，更好的适应世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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